1946系统绑定家族传奇第39章 阿炫

大邱的雨绵长得足以蚀锈时光。

阿炫童年在红砖楼里度过楼梯扶手的铁锈像凝固的暗红伤口。

六岁那年一场倾盆暴雨卷走了妹妹浑浊的水沟吞噬了稚嫩的生命。

母亲的悲恸无处倾泻化作一把淬毒的匕首狠狠刺向阿炫：“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这句话像一枚冰冷的钉子从童年贯穿至青春期将她钉在无声的角落。

她学会隐形：走路贴墙吃饭只夹眼前菜将存在感压缩至尘埃。

十八岁前的喘息之地唯有学校天台。

黄昏的风撕扯着操场的旗帜猎猎作响。

她站在水泥围栏的临界点脚尖悬空丈量着与解脱的距离。

“跳下去就轻松了吧？” 这念头如影随形。

然而奶奶枯槁的手背笨拙拭泪的画面总会浮现那句朴素的慰藉带着红薯的微温：“娃儿再熬一熬明天说不定有烤红薯呢。

” 于是她熬着。

白天的课桌夜晚便利店收银台的冷光凌晨两点路灯下背诵英语单词的剪影——只因听说“外面的世界讲英语”。

烤红薯的甜香是漫漫长夜里唯一微弱却固执的星火。

十九岁一张写着“艺术类可申请奖学金”的贫困生表格将她推入汉城一所学费最廉的私立大学戏剧电影系。

无关热爱只为生存。

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滚烫的灯光如熔岩倾泻台下是无垠的黑暗。

胸腔里陌生的轰鸣瞬间击中她——原来“被看见”的感觉如此震耳欲聋。

然而现实没有聚光灯。

大二生活的支柱轰然倒塌：奶奶中风父亲再婚母亲远走釜山。

她沉入地下酒吧的霓虹旋涡踩着爵士乐的鼓点一小时两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元）脚踝在重复的旋转中肿胀如馒头汗水浸透廉价的演出服。

2000年3月校园公告栏一张方块字海报成为命运的转折点：“招募赴台拍摄偶像剧需韩语流利、能吃苦。

” 她一个字也认不全却被“能吃苦”三个字死死攫住。

扑上去撕下电话号码的动作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

面试日跳蚤市场淘来的旧黑西装是她唯一的铠甲袖口磨得发亮。

监制问：“为什么想去台湾？” 她用磕绊的英语凿开一条生路：“Because I need to leave.” 2000年9月15日桃园细雨如织。

她推着20寸旧行李箱里面是泡面、辣泡菜和一本翻烂的拼音注音对照表。

“阿炫！” 接机人的呼唤让她愣住——报名表上随手填写的艺名成了剥离过去的崭新代号。

高雄片场中文剧本如同天书。

“我很想你”标注着“wo hen xiang ni”她对着镜子拗着僵硬的舌头直到凌晨三点唇角干裂。

拍摄第三周悬吊于两层楼高的钢丝上风过处身体如秋千晃荡。

导演一声“卡”钢丝松脱她直坠保丽龙箱尾椎骨裂开细缝。

深夜十一点扶着冰冷墙壁挪进7-11买冰块收银员递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关东煮：“妹妹加油喔。

” 陌生的方言陌生的暖意让她瞬间在店门口蹲下哭成当年无助的小女孩。

2000年12月24日平安夜。

捷运淡水线末班车空荡如漂泊的孤岛。

窗外灯火是划过的流星。

手机屏幕亮起——母亲三年来的第一个未接来电。

她没有回拨只是将冰冷的机身紧贴胸口。

列车广播用四种语言编织异乡的疏离。

奶奶关于“烤红薯”的絮语再次穿透时光。

额头抵着冰凉的窗她对自己低语：“阿炫再熬一熬。

” 2000年的风凛冽依旧但天际线已隐约透出灰白。

2000年12月28日台北湿冷的年末街头。

刚从一家小经纪公司碰壁出来的阿炫裹紧单薄外套走向租处。

昏黄路灯下一辆黑色奔驰与老旧街区格格不入。

车旁的身影让她心跳骤停——陈小春与吴君如香港影坛明星更是深圳星辉时代娱乐的台柱兼高管。

咖啡馆的暖意驱散寒意。

一份厚重的合约推到面前条款优厚得如同幻梦：月薪一万人民币（2000年的天文数字）、演出广告收入五五分成、深圳南山区四房两厅精装现房、40万安家费（签约即付半）。

阿炫指尖划过“四房两厅”、“40万”的字眼难以置信：“为什么是我？这太好了。

” 陈小春目光锐利而真诚：“老板石峰看中你从底层拼杀出来的狠劲和镜头前的生命力。

星辉要签的是能打江山的艺人不是花瓶。

” 吴君如握住她冰凉的手：“阿炫这不只是钱和房子是让你站稳脚跟把名字叫响的机会。

石峰24岁身家几十亿有魄力有平台。

” 巨大的暖流冲击着被贫穷与漂泊浸透的生命。

诱惑与未知如海啸般交织。

沉默良久她深吸一口气孤注一掷的坚定重现眼底：“我接。

” 2000年12月29日深航班机载着阿炫飞向未知。

银行卡里沉睡着20万安家费。

陈小春、吴君如介绍着深圳风物。

舷窗下崭新的高楼、宽阔的道路、待开发的野性土地——这就是深圳“深圳速度”的图腾。

车子驶入南山区“天鹅湖花园”顶楼复式在阳光下闪光。

“你的家。

” 陈小春说。

阿炫仰望着这片即将称为“家”的玻璃幕墙巨大的不真实感再次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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