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祚永延我让大明上巅峰第98章 京察风暴与内外交煎

万历三十九年的朝堂尚未从去年科考带来的微妙变化中喘息便迎来了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辛亥京察。

这场由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旨在考核京官、决定升黜的常规行政程序在明末党争的发酵下彻底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

孙丕扬素以“严明”着称其背后亦有东林势力的推动与影响。

在京察大计中大量被标记为齐党、楚党、浙党以及与东林党不睦的官员遭到贬谪、罢黜其中不乏一些具备实务能力但派系色彩鲜明的官员。

朝野为之震动被处分者及其支持者怨声载道。

尽管朝廷明令禁止被察官员上疏自辩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出现了——编书申辩。

反对者们迅速编刻了《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等书籍详细记录京察过程指斥孙丕扬及东林党“挟私报复”、“考察不公”将这些书籍在官员和士绅间私下流传舆论哗然。

这场京察极大地激化了东林党与其他政治派系的矛盾使得朝堂之上的合作氛围荡然无存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难免被打上党争的烙印。

沈惊鸿和他所代表的“技术务实派”虽未直接卷入这场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也深切感受到了其带来的寒意。

一些原本在军工、财政等领域与他有合作、但属于被清洗派系的官员去职导致项目推进阻力增大协调沟通变得异常困难。

沈惊鸿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将精力集中于技术本身避免在公开场合对京察发表任何看法以免引火烧身。

几乎与京察同时另一场政治风波——李三才入阁争议也达到了高潮。

凤阳巡抚李三才因其反对矿税的强硬立场和卓着的政声被东林党人力推入阁。

然而他的刚直也树敌众多御史徐兆魁等人弹劾他“阴持计典”、“结党营私”引发朝堂激烈争论。

尽管东林领袖顾宪成等人极力为其辩护但最终李三才还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自请去职。

此事再次暴露了万历皇帝怠政下中枢权力的真空与失控以及党争对人才擢用的致命影响。

北疆新策与建州困局 在纷乱的朝局之外北疆的形势却因沈惊鸿带来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蓟辽总督王象乾在获得了更多由“精密制造局”生产的新式火器和得到了初步职业化训练的部分边军后底气大增逐渐改变了以往过于依赖“抚赏”来羁縻蒙古各部的策略。

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姿态加强哨探精研战法并利用火器射程优势对敢于犯边的部落进行更具威慑力的打击。

同时他也并未完全放弃“抚”的手段但将赏赐与各部表现严格挂钩恩威并施使得边境局势反而比以往更加稳定。

而曾经在辽东掀起巨浪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死后内部权力争夺加剧加之失去了早期掠夺明朝边境以壮大自身的机遇以及面对明军逐渐更新的装备和战法其发展势头受到了严重遏制陷入了相对衰弱和分裂的时期。

虽然仍是潜在的威胁但短期内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

这为沈惊鸿推行内部改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天灾频仍与格物济世 然而帝国的根基却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中继续动摇。

八月河南大水之后又遭蝗灾飞蝗蔽野禾稼尽毁灾民流离失所。

九月山西平遥一带发生六级地震屋舍倾颓伤亡惨重。

消息传至京师户部束手朝堂之上依旧充斥着党争的喧嚣对于具体救灾事宜却争论不休效率低下。

沈惊鸿再也无法坐视他联合徐光启避开党争锋芒直接向太子朱常洛上《赈灾弭祸急务疏》提出一系列基于“格物”理念和实证经验的救灾方案： 1. 应对蝗灾： 一方面建议地方政府组织民众利用夜间火光诱捕、开挖深沟掩埋等土法扑杀；另一方面他根据对生态的粗浅理解建议在蝗虫滋生的滩涂区域尝试组织放养鸭群（生物防治雏形）并焚烧虫卵密集地区的植被。

2. 地震救灾与重建： 强调迅速搭建简易窝棚（参考后世抗震棚结构）安置灾民防止次生灾害；建议利用水泥（他已在小规模试验烧制）和本地材料快速修复关键道路和水井；提出在重建房屋时考虑加入简易的木质框架结构以增强抗震性并绘制了示意图。

3. 灾后防疫与民生： 再次强调其与苏卿卿、吴有性总结的隔离、消毒、饮水清洁等防疫措施防止大疫发生。

同时强力推行“以工代赈”利用灾民疏浚河道、修复驿道、参与重建发放粮食或工钱既恢复生产又稳定秩序。

这些方案具体、可行且部分思路新颖。

朱常洛在权衡后力排众议下令河南、山西两地官府“酌情采行”。

尽管在推行中依旧遇到各种阻碍但凡是能有效落实的地区灾情确实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民众怨气得以稍缓。

沈惊鸿的名字在底层百姓和务实官员中逐渐与“能办事”、“真救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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